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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江蘇:歷史與趨勢》
    2018-10-10 15:49:00
    來源:新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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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蘇學人”

      元至元十四年(1277),揚州成為兩淮運鹽司所在。江蘇長江以北的淮南、淮北各鹽場所產食鹽均由揚州集散。明清兩代,兩淮食鹽行銷于今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五省的大部分地區和河南的一部分地區。明正統(1436-1449)中,貴州也食用淮鹽。清末之前,揚州是全國各產鹽區中地位最為重要的食鹽集散地,加之漕運的重要地位,直接促進了揚州商業、交通、消費乃至學術、園林建筑、出版、文學、書法、繪畫、戲曲、工藝、飲食等各行業的興旺,城市經濟、文化的輻射力更為寬廣,影響廣泛的揚州畫派、揚州學派、泰州學派等都出現在這一地區。

      早在清初,就有曹雪芹的祖父、江寧織造曹寅奉旨在揚州完成了《全唐詩》《佩文韻府》等大型文獻的編纂刊刻。此后,又有揚州學派的崛起。清代乾嘉學派作為中國傳統學術的頂峰,其中成就最高的地域學派就是揚州學派。代表人物有儀征人阮元,高郵人王念孫、王引之,甘泉人焦循,江都人汪中,興化人任大椿,寶應人劉寶楠等。阮元官至湖廣總督、兩廣總督、云貴總督等,學術造詣深厚,精通多門科學,在廣州建學海樓,在揚州建文選樓,刻《皇清經解》1400卷,主修《經籍纂詁》《十三經注疏》《疇人傳》《淮海英靈集》等多部名著,引領了中國的樸學之風,也開啟了近代學術之先河。

      高郵王氏、寶應劉氏是學術世家,王念孫師從戴震,精通音韻、訓詁,著有《讀書雜志》《廣雅疏證》等。其子王引之,繼承父學,著有《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等。焦循不僅通文史,還精數學。汪中貫通四部,王念孫說自己的學問不及汪中大。泰州人陳厚耀、李惇通數學,甘泉人孫蘭師從西方傳教士湯若望學習天文學。任大椿擅長考證禮學名物。劉寶楠著有《論語正義》等。

      明清時期的揚州府,不僅通都大邑文化發達,甚至在偏遠的海濱也有著名學者、文人。如皋人冒辟疆的祖先是蒙古族,明代遷居如皋。冒辟疆在如皋城內所建的水繪園,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化中心。清代揚州的新泰州學派,影響了劉鶚等很多著名學者。還有東臺詩人吳嘉紀,出身鹽民,歌詠現實,獨樹一幟。

      淮安因淮河和運河而興起,從隋唐時代開始,成為大運河城市帶上的重要成員。明清時期確立了以內河為主的漕糧運輸制度,設統管全國漕運的理漕長官(后稱漕運總督),總漕官駐節淮安,其漕政涉及到湖廣、江西、浙江、江南甚至山東、河南諸省,同時也是保障首都北京經濟安全的樞紐性城市,行政地位相當重要。

      明朝還在淮安清江浦建立了全國最大的漕船制造廠和大型的漕糧轉搬倉。明清時代由于治理黃河需要,設“總河”一職,但明代總河多由總漕兼任,清代“總河”(河道總督)初駐山東濟寧,康熙十六年(1677)遷淮安府清江浦。雍正年間(1723-1735),“河道總督”職掌一分為三,其中涉及江蘇、安徽兩省的歸南河總督,駐淮安。另有管轄山東、河南河務的東河總督,管轄直隸河務的北河總督。

      明清時期,因有漕運總督和河道總督的駐節,淮安府城“嚴如省會”,從末口到清口,有十多個城鎮,傍運河“夾岸數十里,街市櫛比”。淮安府城內外,“煙火數十萬家”,淮安與揚州、蘇州、杭州并稱為運河沿線“四大都市”,有“南船北馬、九省通衢”之稱。

      閻若璩,祖先從山西太原遷居淮安經商,著有《古文尚書疏證》,引領清代考據學風氣。《老殘游記》的作者劉鶚,也曾在淮安生活,他所著《鐵云藏龜》是最早的甲骨文研究著作。近現代著名學者羅振玉、季鎮淮、龐樸等人也是淮安人。羅振玉作為金石學大家,他與學生王國維為中國近代學術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中國共產黨的杰出領導人周恩來也是在淮安度過了他的少年時代。

      李汝珍原籍大興(今屬北京),少年遷居海州板浦鎮(今屬海州區),吳敬梓雖然是安徽全椒人,但是主要生活在揚州、南京,他的《儒林外史》以這兩地情節居多。明清的江南人雖然精于科舉八卦,但是未能產生一部著名小說,“三言二拍”主要是宋元話本小說的重編。《金瓶梅》產生在山東的南部,也靠近蘇北。《西游記》在淮安產生,這些小說充滿了批判精神,和江南文化形成鮮明對比。

      淮揚兩府不僅是文化中心,還對全國文化產生了影響。《嘉慶上海縣志》說城內慕蘇、揚之余風,當時的揚州還是上海追慕的大城市。

      泰興人季振宜是藏書大家,多有宋元善本,編有《全唐詩》717卷。康熙把季振宜所編底本交由曹寅,這才在揚州完成了《全唐詩》的刻印。

      乾隆主修《四庫全書》,全國僅有七部,即紫禁城文淵閣、沈陽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承德文津閣、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和杭州文瀾閣。江蘇就有兩部,可見江蘇的文化地位之高。而且江蘇的兩部在揚州、鎮江,都不在蘇州,可見清代淮揚文化地位突出。

      董偉業有《揚州竹枝詞》99首,阮元的舅舅林蘇門有《邗江三百吟》300首、《續揚州竹枝詞》99首,阮元的弟弟阮先有《北湖竹枝詞》36首、《淥湖竹枝詞》20首、《揚州竹枝詞》若干,阮充有《淥湖竹枝詞》40首,林蘇門的侄孫林溥有《西山樵唱》。清代人寫過揚州竹枝詞的還有十多位,儀征人李斗著有《揚州畫舫錄》,這些詩、文記錄了揚州的時尚風情。

      清代揚州還出現了“揚州八怪”,即鄭燮(板橋)、汪士慎、高翔、金農、李鱓、黃慎、李方膺、羅聘。他們的畫風新穎,充滿了批判現實和思想解放的精神,和江南“四王”的畫風形成鮮明對比。

      淮揚兩府因為有達官顯貴聚居,所以產生了精美的“淮揚菜”,徐謙芳《蕪城懷舊錄》卷中《風俗》:“揚州土著,多依鹺務為生,習于浮華,精于肴饌。故揚州筵席,各地馳名。而點心制法極精,湯包、油糕,尤擅名一時。”淮揚菜得中國南北飲食之精華,是中國飲食文化集大成者。淮揚菜原料豐富,不像內陸菜那樣缺乏海鮮,但也不像嶺南菜的原料過于雜亂。淮揚菜做工精細,不像北方菜那樣流于粗獷,但也不像江南菜那樣烹制過度。淮揚菜油、糖、鹽的使用適中,江南菜的糖、油使用太高,浙東菜則太咸。淮揚菜講求原味,口味清淡,不僅對原料和工藝的要求較高,也非常符合現代養生原理。因此淮揚菜得到國人乃至世界各國人民的喜愛,長期作為中國國宴的基本菜系。

      清代揚州還產生了“揚州琴派”和“揚州評話”,明末清初著名說書藝人柳敬亭是揚州府泰州人,是“揚州評話”的代表性人物。

      總體而言,明清時代,蘇北整個地區持續落后于蘇南,其原因主要仍然與黃河奪淮以后造成連續性的水災水難有關。但明清兩代漕運的發達,還是維持了運河沿岸城市的基本繁榮。

      至清代末年,由于海運興起、津浦鐵路通行、鹽業行銷制度的改變等,大運河的地位一落千丈,沿運河幾座缺少內生型生產能力和富裕腹地支撐、純依賴交通運輸和商業消費經濟而略具繁華面目的城市如淮安、揚州也急劇衰落,從此,江蘇蘇北地區、蘇中地區在經濟和文化方面與蘇南的差距進一步加大。

      (摘自江蘇人民出版社《文化江蘇:歷史與趨勢》一書)

    作者:  編輯:陳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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